在企业破产的各方利益博弈中 实现平衡与共赢
时间：2015-11-04 作者： 李忠林
作者简介
李忠林----济南市平阴县人民法院院长、山东省法学会企业破产与重组研究会常务理事。
企业破产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，一个破产案件可能与上百件普通诉讼案件相牵连，涉及到的利益大且多，有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“私益”，也有职工安置、税款缴纳等“公益”，私益与私益之间、私益与公益之间、公益与公益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较量，破产程序的启动、重整与清算的选择、财产的处置等各个节点都需要法院权衡。因此，如何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之内，每一步精确确定好利益平衡点，实现各方最大程度的共赢，是破产实务界的重要研究课题。
一破产启动程序的尴尬——申请主义向职权主义模式过渡中的利益博弈与平衡
按照《企业破产法》的规定，破产程序实行申请主义，即依债权人、债务人或清算组织的申请而启动，法院不能依职权启动。最高院《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（法释[2015]5号）从执行程序和破产程序的衔接角度，对破产程序的启动作了新规定，即在执行中，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的，执行法院经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同意，应当裁定中止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，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送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解释出台者似有打破申请主义之意，但“同意”之表述又有“犹抱琵琶”之嫌。究其根本在于，职权主义启动模式会撼动原本的利益格局，从法理上改变申请主义之下的博弈局面。
（一）纯粹申请主义启动模式——司法权被动性的权力属性是私权利保护的法理基础
作为一种特殊的公权，司法权具有被动性。这一属性恰恰成为申请主义模式立论的法理基础。在该模式之下，当事人无论是选择执行程序还是启动破产程序，都是对私权利的行使。即使当事人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，也是其自由处分的一种方式，无需为实现实体正义而使用公权力加以干涉。
在司法实践中，债权人和债务人往往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而不愿申请破产。因为对债权人而言，大都希望通过执行程序尽快实现自身权利，而不愿启动破产程序与他人“分羹”。对于债务人而言，对破产的认识仍停留在“企业消亡”层面，而未了解到破产制度在挽救企业、资产保值、矛盾化解方面的重要意义。另外，债务人担心启动破产程序后将面对所有债权的清偿问题，暴露企业内部的诸多矛盾。以上原因合力导致了执行串案难题频发。
（二）申请主义为主，职权主义为辅的启动模式——公权力延伸之下立法目的的实现
纯粹申请主义模式引发破产法律制度的尴尬。据统计显示，自2006年《企业破产法》修订以来，全国企业破产案件立案数量呈逐年下滑趋势，2008年至2010年间，全国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每年约为3500件，而2011年至2013年分别为2500余件、2100余件、1998件，与此同期，工商机关每年吊销、注销的企业数量均在70万件以上。 由此可以看出，《企业破产法》总体来讲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，破产法制对于市场秩序的积极调整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。
然而，与破产案件立案及审结数量下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执行不能案件逐年增加，执行难问题愈发成为制约当事人胜诉实体权利实现的瓶颈因素。因此，以申请主义为主、职权主义为辅的破产程序启动模式成为学者和司法者的研究课题。
法院依职权启动破产程序，是公权力触角延伸的体现。这种延伸打破了不同性质的债权人所撑起的利益格局。但不容否认的是，在债务人资不抵债的情形下，破产程序比执行程序更有利于从整体上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，实现立法目的。我国台湾地区即采用申请主义为主，职权主义为辅的启动模式。《台湾破产法》第60条规定，在民事诉讼程序或民事执行程序进行中，法院查悉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，得依职权宣告债务人破产。
（三）在现行法律框架之下，实现立、审、执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效衔接
企业破产法律制度就是让危困企业依法退出市场，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，维护经济秩序之目的。在现行的法律规定范围内，如何畅通破产程序的启动方式，为执行不能、执行串案难题提供化解之路、破解之道，成为司法实务界关注的焦点。
平阴法院确定2015年为“司法能力建设年”，并将“优化环境能力”放在了首位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想提升利用司法途径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的能力。作为济南市的工业县，平阴工业基础较好，但受新一轮经济调整影响，工业企业也出现一些问题。截止2015年3月，在县域内经营的企业共2200余家，其中有78家因资金链断裂、负责人跑路等问题导致企业处于瘫痪状态。从我院审判系统的数据来看，这些企业所涉案件中，有相当一部分处于执行不能状态。因此如何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之下，引导当事人申请启动破产程序，已成为执行部门和审判部门的迫切任务。
为此，我院今年年初专门成立了公司清算及破产案件合议庭，在办案人员紧张的情况下，抽调优秀法官组成合议庭，集中力量审理破产案件，并尝试探索审理的新思路、新方法。合议庭成立后，积极探索立案、审判、执行与破产的有效衔接机制，努力为“僵”而不“死”的企业搭建司法平台。为推进破产审判的开展，研究制定了《破产案件合议庭运行规则》。
按照运行规则，立案庭在立案过程中，如若发现某一企业（符合破产主体资格，下同）存在以下情形，应及时与破产案件合议庭会商，对该企业是否可以进入破产程序作进一步的审查。（一）企业作为被告，所涉金融借贷、民间借贷、追索劳动报酬纠纷的案件数量较多；（二）涉案标的额较大；（三）应诉传票等文书无法采用除公告送达之外的其他方式送达；（四）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不知去向；（五）企业经营处于停滞状态。对经会商后确定符合破产受理条件的，应对债务人或债权人做好分析、引导工作，提出破产申请。
在案件审理阶段，主审法官或合议庭其他成员（人民陪审员除外）若发现被告存在上述五种情形，应及时与破产案件合议庭进行沟通。
在案件执行阶段，执行部门在受理涉及同一被执行企业的多起案件时，应通过系统查询该企业涉诉、涉执情况，责令其提交资产负债表、利润表等财务报表，通过审查企业资产与负债情况，确定执行不能案件，并及时与破产案件合议庭会商，对该企业是否可进入破产程序作进一步的审查。会商后，如果认为企业可能符合破产条件的，应及时释明，引导当事人提出破产申请，或征得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同意，将相关材料移送立案庭，进行破产立案审查。
运行规则还规定了信息共享与管理机制、立案听证会制度等，从制度管理层面为破产程序与立案、审判、执行程序的衔接工作做好了铺垫。
对于立审执破的衔接，体现了我们的努力，但由于破产法立法精神和法律规定内在的矛盾，我们的努力充满着无奈与尴尬，还需法律的修改尽快予以破解。
二破产审理程序的选择——和解、重整和清算中的利益博弈与平衡
法院受理破产案件之后，债权人、债务人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的利益博弈正式拉开序幕，尤其是在破产程序的选择问题上，是直接进行清算，还是通过和解、或者重整之路解决企业危机。
修订后的《企业破产法》引入了破产重整制度，这是我国破产立法领域的新突破，其核心就在于必须始终以利益平衡为价值导向。因为破产重整是一项漫长且充满风险的拯救工程，涉及利益相关者众多，矛盾突出，只有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，处理好利益冲突，才能将企业推向重生，达到重整成功的目的。
破产重整制度不同于清算和和解两大传统破产制度。因为若重整计划得以通过，可从根本上为危困企业提供“重生”的机会，克服清算制度以债务人的现有财产为限，债权清偿率较低的弊端，同时，也能避免在破产和解制度之下，无法限制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行使权利的现象发生。
但值得一提的是，在破产重整过程中，利益冲突是多重的。因此处理这些冲突时，需要充分考虑多方面的问题：比如重整涉及的私人利益中，哪些利益是应当确定为重要的、值得保护的利益；判断这些被确定为值得保护的利益孰轻孰重，在这些利益不能得到全部满足的情况下，它们的顺序是怎样的；这些值得保护的利益被保护的范围和限度是怎样的，在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怎样的救济。
当然，并非所有的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都可进行破产重整，这需要充分考虑企业的重整价值。在平阴法院所接触到的危困企业中，也不乏具有重整价值的中小企业。山东鸿瑞新材料科技公司因资金链断裂，使企业经营陷入困境，四家金融企业及五家供货商起诉向其追讨债权，标的额达六千多万元。公司负责人向我院破产案件合议庭咨询破产的相关法律问题。经走访，我们了解到，该企业名下的厂房、土地、设备之上均设置了抵押权，普通债权也涉及到银行、公司及个人，已达到破产法律界限，可以申请破产清算。但是，通过了解获知，该企业的产品在国内外有较好的市场，只要企业能够融资维持经营，就能盈利。因此，法院建议其可以考虑公司重整。重整期间，担保物权人应暂时停止行使权利，重整计划草案一旦获得各组债权人的通过，企业立即就可恢复正常经营，对于债权人、债务人及公司股东、职工来说，都可能取得较好的重整结果。
三破产财产处置的畅通——建立“破产平台”实现利益博弈中的平衡与共赢
破产案件不同于一般的诉讼案件，不管是审理阶段还是破产财产的处置环节，均需要政府各职能部门、法院以及企业内各部门的协调配合。所以为破产案件搭建一个“司法平台”，以促进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互通及交流是很有必要的。
在企业的破产财产中，土地、厂房等不动产处置较为困难。在实践中，政府部门为招商引资，往往在被引进的企业没有办理建设用地征用手续、国有土地出让手续便开始投资建厂，由于缺乏土地手续，厂房等不动产也无法办理房产登记，从而导致企业被宣告破产后，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因产权问题而无法顺利拍卖。另外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对于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企业破产时，其土地使用权被无偿收回，使得破产企业地上建筑物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相分离，从而造成破产财产变现困难，影响债权的清偿及案件的及时审结。
基于以上问题，建立一个以政府职能部门包括国土局、房管局、招商局、经信局、税务局、人社局，和法院为支撑的“破产平台”尤为重要，着力围绕“市场导向”、“司法主导”这两条主线，使得各方能充分沟通协调、平衡利益。破产平台的搭建，可以把法院从矛盾的对立中解脱出来，妥善处理疑难问题，更好地实现债权债务清理、存量招商、职工就业等价值目标。以平阴县破产企业为例，2015年，平阴法院计划审结包括山东新新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、济南市平阴县福利化工厂、济南市平阴县第二化工厂、平阴县玫瑰社会福利香料厂、平阴县玫瑰水泥熟料厂在内的5家企业破产案件，在这五家企业中，集体企业为4家，涉及大量的土地、职工、税务问题、如不搭建好沟通平台，破产财产处置肯定步履维艰。如果顺利审结这五个案件，将盘活闲置土地约137301.88平方米（约计205.9亩），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不小的资源动力。
“破产平台”的搭建为法院及时掌握企业债权债务情况、经营状况提供巨大的信息优势。通过与企业驻地政府部门、工商部门信息互通，结合我院受理的借贷纠纷、劳动争议案件情况，破产案件合议庭初步预测达到现已达到破产界限的企业为5家，所涉土地约124031.81平方米（186亩），其中包括济南奔腾机械有限公司、济南福迪木业有限公司、济南福鑫皮革有限公司、平阴东阿酱菜有限公司、济南润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，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，这五家企业均因资金链断裂而导致经营停滞，其中三家公司负责人跑路无法联系，所涉土地、厂房均处于抵押状态，所以，与我国破产法律制度有待健全和完善一样，合议庭接下来的工作将会“任重道远”。
